格物致知，艰难曲折的理性求真之路
秋水 2017-9-24 11:37:37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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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的意思是"推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在中国文化理念里，"格物致知"的遭遇颇有点喜剧味道。
格物致知与阳明格竹
关于"格物致知"，大家最熟悉或者最津津乐道的恐怕是王阳明的"格竹子"。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的大儒，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一代圣人，他所创立的阳明学，影响巨大，甚至远及日本。日本有个著名的将军叫做东乡平八郎，他是日本海军元帅，曾在一次海战中率领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被奉为"军神"。这个人一生就以王阳明为楷模。1905年，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庆功宴。在这次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一生伏首拜阳明。
王阳明年轻时候，非常崇拜朱熹，精研朱熹理学，非常信奉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21岁那年，他跟他的一个精研朱子理学的学友说，要做圣贤，就要格天下之物，便指着院子前面的一丛绿竹，说，我们就来格这竹子吧。但两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格"竹，讨论了半天，也没个头绪，王阳明便说，那我们就盯着它看，竹子自会闪现出道理来的。于是两人便坐在竹子前面去"格竹"，整天坐在那里，匆匆吃饭，草草睡觉。哪知一连"格"了三天，却什么也没有"格"到。他的那位同学头昏脑涨，忽然感到竹子在飘飞，天地在旋转，原来，他已产生幻觉，无法支撑。他便对王阳明说，我不行了，你继续去做你的圣贤吧。学友的离开并没有动摇王阳明格竹的信心，他依然坚持盯着竹子看，但是，到第六天，他不仅也出现了幻觉，还出现了幻听。他似乎听到竹子在说话，在讥讽他，怎么这么笨。甚至听到所有的竹子哄堂大笑，王阳明十分气恼，便使劲吼道："你们本来就毫无道理，我怎么格得出来！"其实，他这时什么也没有喊出来，不过是幻觉罢了。但，至此之后，他就觉得朱熹的格物致知有问题。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阳明格竹"。到底是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错了，还是王阳明的"格竹"闹了笑话，或者是"格物致知"这一传统观念本身就有问题？
突如其来与重见天日
这就要回忆一下"格物致知"这一概念的历史了。我们说"格物致知"的历史遭遇有喜剧的味道，不仅仅是王阳明的格竹，还因为它本身的历史。
本来，在知识论上，原始儒学原本就不大关心对与做人关系不大的知识的探究，不大关心自然的知识，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敬天的思想，一种尊重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可能缺少了一种对真知的探究，尤其是对科学知识的探究，他建立的知识系统是伦理知识系统，是以人为中心的、教导人怎么做人的知识系统。
说来奇怪，在儒家的早期著作中，如《论语》，如孟子，都没有提到"格物致知"。直到不知怎么到了后来的《大学》，就突然蹦出了"格物致知"这么一个概念。《大学》作者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子，这个说法不见得可靠，近代学者多认为《大学》产生于秦汉之际。先秦儒家，可能还没有产生"格物致知"的思想，按照孔子的思想逻辑，的确也难以形成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格物致知"的想法。但到秦汉间怎么就突然有了这一观念呢？这是第一个可奇怪的。而第二个可奇怪的是，《大学》一文的总纲提出了儒家修身治国的"三纲八目"。其中"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应该是目标。"八目"应该是到达"三纲"的八种途径。在阐述八目的关系时，作者采用了层层递进的反推法：欲明明德，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最终落脚点在致知，在格物。然后作者又从致知开始，以致知格物为基础，顺推。这样，"八目"的落脚点和核心实际上都是"格物"，"格物致知"被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可是，接下来汉儒（？）在为这三纲八目作具体解释（朱熹称之为《大学》的"传"）的时候，"三纲"和其余"六目"都做了具体的解释、阐述，偏偏漏掉了"格物致知"这个落脚点。从此，"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几乎沉睡了千年，直到宋朝史学家司马光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取出来，独立成篇，并写作《致知在格物论》，才"旧事重提"，才让"格物致知"重见天日。后来经与司马光几乎同时代的理学家程颐的阐释，再到后来的理学家朱熹在编订《四书》时，临时补写一段《补格物致知传》加进去，算是补齐了对"三纲八目"的所有解释，并让格物致知从此火了起来。所以现在流传的《大学》版本，有的没有朱熹所补的"格物致知传"，有的则直接收入了朱熹补写的《补格物致知传》。这应该是一"大怪"吧。
宋代思辨与理性工具
这里要讨论一下，为什么沉寂千年的格物致知，怎么到了宋代，忽然火了起来呢？这与宋代的时代特征太有关联了。
宋朝是一个什么时代？也许不少人认为它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但，其实她是中国文明继汉唐之后，出现的一座高原！在这高原上，耸立着几座文化高峰，除了大家熟知的宋代文学（包括诗词、散文、话本等）之外，至少还有四座高峰。
第一座高峰，是政治思想的高峰。在政治上，宋代迎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胡适曾经把中国的11世纪称为"革新世纪"。在北宋，先是有范仲淹的革新，接着有王安石的变法。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以失败告终，但，这种革新，无疑引发了思考，带来了论争。
是宋代，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历史学不同于文学，它是比文学更富于理性思考的反思之学。
也正是在宋代，迎来了中国哲学的高峰，由周敦颐到程颢、程颐"二程"及张载开启，再到朱熹高举大旗，到陆象山再起波澜，宋代理学，不但是儒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借鉴道家、佛家尤其是禅宗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高峰，将中国文化带入到了一个理性思辨的时代。
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宋代的理性思辨特色。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鹅湖寺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宋代哲学发展到南宋，产生了严重分歧，一派为朱熹的理学。这一派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格物来穷尽事物之理，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根据经验，加以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得出结论。一派为陆九渊的心学，他们认为"心即理"，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认为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所以他们主张不必多读书，不必多观察，养心神才是最重要的。两派观点僵持不下。当时有个叫吕祖谦的著名学者，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分歧，便出面邀请陆九渊兄弟到信州的鹅湖寺（大约在今天的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前来与朱熹见面，举行辩论。会上，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三天激烈的辩论，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最终是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哲学辩论会"鹅湖之会"。由这次辩论会，可以看出宋代人的思辨精神。
也许是理学思辨精神的影响，中国科技在宋代进入到史无前例的崭新时代，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几乎达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高度，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曾论证过宋代理学对当时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形成的作用，他说："宋代理学本质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这四座高峰贯穿着一个精神，就是理性精神，中华民族走到宋朝，已经具有了理性的全面自觉，宋代士子，虽然绝不缺乏浪漫气质，但他们也更应该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富于理性精神的一群。正因为如此，以至于在唐代用来抒情言志的诗歌，到了宋代，也要打上理性思辨的烙印。
怎么思辨？用什么思辨？宋代的文化人，需要一种思辨的工具。胡适先生说，宋人在文化的整理中，在历史的研究中，从一本儒家小书里发现了新的方法、新的工具，这本小书就是礼记中的《大学》，他们发现的这个新工具就是"格物致知"！而首先发现它的就是那位在进行历史反思的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将其发扬光大的便是宋代的理学家们。这也许就是"格物致知"在沉睡千年之后的宋朝大放光彩的历史原因。
理解分歧致兜兜转转
但是，历史的喜剧性是，这沉寂千年终于可以发光发热的"格物致知"不料又差点兜了回去，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格物致知"历史发展的第三怪。这第三怪便是对其理解的严重分歧了。虽然儒学的概念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总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理解分歧最大的莫过"格物致知"了，以至于由理解的差异到几乎对立。这种分歧也是有原因的。其一，提出该概念的原著，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给后来的儒者留下来太多的争论空间。二是，"格物致知"的理念，本就与原始儒学有些格格不入，《礼记》的《大学》全文在为其总纲的"三纲八目"作注时，竟然唯独没有为"格物致知"作解释，这恐怕是受孔子本身对待自然知识的态度影响。三是后来儒学的分歧，也就是宋明理学的分歧。
格物致知概念理解的最大分歧恐怕在于朱熹与王阳明。
朱熹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应该是承接司马光尤其是程颐而来。程颐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遗书》卷二十五）就是说，人内在固有的知识，要通过格外物来激发，来获取。程颐等理学家，他们讲的是人的伦理精神等方面的知识。南宋的朱熹，继承并发展了程颐的思想，指出："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明白。"（《朱子语类》卷十四）也就是说要通过理性的思考来获取道德修养的相关精神知识与营养。所以，他认为，物心同理，欲明心中之理，不能只靠反省，必以"格物"为方法。穷尽万物之理后，心中所具之理方能显现出来。虽然朱熹们对格物致知的理解跟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的理解仍属一种心性工夫，是从人心已知之理推到未知领域，但是，正像钱穆先生所评述的，若从现代观念言，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谓既是属于伦理的，亦可谓属于科学的。朱子所谓的理，同时兼包有伦理与科学两方面。
但是，王阳明这里，他通过七天的莫名其妙的"格竹"，却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他觉得朱熹此路不通。于是他从潜心于程朱理学，而转向佛学，终究因不得其要，转入陆九渊的"心学"。将朱熹的格外物，转而走向内心，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之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他的"格物"只是"涤非"，即格去内心污粕之物，"致知"是致良知，即达到人初始本身具备的良知。要承认，也许王阳明的理解可能更接近先秦学者提出的格物致知的原意，因为先秦学者是在诚意正心的语境中提出的格物，因而格物可能是格去不诚之物，正心是恢复心中诚意。
但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说，真是太具有喜剧感了。中国文化史的源头虽然有老子重视对客体世界的思考，但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不重视"物理"的探究。经历一千多年，兜兜转转，走到宋朝，终于到朱熹这里，开始有了"探究物理"的欲望，如果朝这个方向走，也许就是朝着"实事求是"的追求真知的方向走。可是好景不长，明代的王阳明"七天格竹"，然后玩了一个太极手法，将格物致知的"格物"解释为"格去心中之物"，而并非探究心外之物理，格物的目的也不是探求真知，而是为了达到"致良知"，文化的意愿又回到心性之学，伦理之学，由些许可能的科学转向，又完全回到了探究道德内心。绕了一千多年，还是没能跳出孔子孟子伦理哲学的藩篱。
好在后来有了徐光启、利玛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重新解读，尤其到1633年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刊行的《空际格致》的传播，"格物致知"终于走到了科学探求的道路上。清末的洋务学堂,已经明确将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格致之学，终于具有了科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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