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王阳明很俏很红，阳明主题的通俗读物俯拾皆是，连专门的《王阳明全集》也卖出数以万计；但王阳明不算我的菜，非我关注的重点，也就未深究其所以然。

直到翻看一本完全不相干的书，我才恍然有所悟。

书是美国人艾伦·布朗的《征服世界的私有银行：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可说是一部批判性的美国金融史论，将美国金融的问题归于银行，又将美国银行的问题归于私有化。作者敌视私有银行，视银行发行货币为“空手套白狼”，因之建议将货币发行权完全交予政府，以期建立政府没有债务、不用收税的制度。这显然是很极端的一偏之见（他还没见识过又滥印钞票、又征收重税的政府呢）。但此书有个特色，将弗兰克·鲍姆的经典童话《绿野仙踪》贯穿于论述（几乎每章开头都引录了童话中的段落），至少在写法上值得肯定。

在这部金融史著中，《绿野仙踪》并不仅是一种修辞上的点缀。鲍姆是有政治倾向的报纸老板，《仙踪》在体裁上虽系童话，却透露出十九世纪末美国政治经济的消息，包括大众对银行业的不满情绪，其人物角色似隐喻了当时社会的不同群体或势力，故谓之“民粹主义的寓言”者有之，谓之“货币寓言”者有之。而我特别留意到的，是书里关于《仙踪》还有这样的话：“童话中非常励志的部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评论家认为，这种精神来源于鲍姆热衷的另一场运动——神智学运动。当时，神智学刚从印度进入美国。它认为现实是由意识构建起来的，想要的东西就在自己心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它们，‘认识它’或者‘把它变成现实’。”啊哈，这不是山姆大叔的心灵鸡汤吗？看到这，我秒懂了，秒懂了王阳明，也秒懂了——于丹。

这里说到的“神智学运动”，中文世界似缺乏资料，我不甚了解，只在藏学家沈卫荣的长文《幻想与现实：〈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里见到有较详细的述介。神智学（Theosophy），又译灵智学，简单说，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性质的精神运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于欧美，强调心灵的力量，尤其重视借鉴东方智慧（当然也包含了对东方智慧的“创造性的误读”）。

照《征服世界的私有银行》的论说，产生神智学、产生《绿野仙踪》的，是这样的美国：“正面思考不仅只是儿童故事里的主题，也是深嵌在美国灵魂中的理念。……安德鲁·卡耐基这位强盗式资本家是又一位因正面思考通向成功的信徒。他认为，‘让人富有的是其内心’。他相信成功有着简单可循的模式。……狂野西部、淘金热潮、镀金时代、咆哮的二十年代——这些无一例外都是美国狂野与不顾一切的青春的组成部分。暴富的强盗式资本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这种精神坚信内心所想并努力实现。”那么，此时此地，我们需要心灵鸡汤而又产生了心灵鸡汤，也是出于相近的社会内因吧。此时此地，资本不也在“野蛮生长”吗？“成功”不也将我们逼入生活的死角吗？

在网上检索到两篇讨论当代“王阳明热”的文字。一是吴震先生的《漫谈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的研究》，但主要论述的是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晚清民国）的“阳明学热”，对于当代热潮则简单总结为“意味着人们渴望重新发现自己的心灵，为安顿心灵而要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另一是作者不详的《说说近年坊间王阳明热》，罗列出“神一样的男人”、“神奇圣人”、“明朝一哥”在图书市场中的袭来，并具体地归因于“成功学”的宣传。我觉得这两说都有道着处，只是或嫌泛泛，或嫌片面，仍未达一间。

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社会的心理焦点越来越趋向财富、物质、消费，“物物而物于物”， 所有被时代洪流裹挟而随波逐流的个人，或多或少都需要一些启示，一些警醒，一些激励——要破除外在世界的宰制，要信任主观，要回归心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于是，当年美国佬遭遇的，如今我们同样遭遇了，当年美国佬需要的，如今我们同样需要了，在雾霾的天幕下回荡着的，依旧是“让人富有的是其内心”之类的卡耐基式励志箴言。我们拣到篮里都是菜，供应形形色色的心灵鸡汤，包括“破心中贼”的王阳明，也包括“浑身正能量”的于丹。我们的王阳明、于丹，就相当于他们的神智学、《绿野仙踪》。这是我们的“镀金时代”。这是我们的神智学运动。

或许有人会不以为然，于丹，怎么配跟王阳明平起平坐呢？是的，就思想价值来说，在王阳明与于丹之间，差了一百个弗兰克·鲍姆，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层次，本来无法相提并论。但思想史是一件事，文化商品又是另一件事了。“世界是平的”，在绝对“平”的文化消费市场上，王阳明和于丹的“使用价值”是相当的，王阳明也不得不走下神坛，与讲坛上的于丹为伍。对于现代都市中渴求心灵慰藉的小资或庸众来说，无论王阳明，抑或于丹，都跟古今中外林林总总的心灵读本一般，作为袋装速食鸡汤被生产、被销售、被食用。

而且客观上，于丹突出心的作用，王阳明也突出心的作用。曾在新浪微博见到一则“比雾霾更可怕的是于丹”的转帖：“面对严重的雾霾，于丹选择了她最擅长的心灵鸡汤，她告诉大家，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这种‘不管世界多丑恶，我坚持心里美’的腔调，是最常见的心灵鸡汤模式。……有人据此称于丹是‘心灵恐怖分子’，称心灵鸡汤为‘心灵砒霜’，绝不为过。”当时我半开玩笑地引了王阳明的名言说：“也别笑话于丹了，阳明先生也说过：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这样，将阳明跟于丹绑在一块，未尝不是歪打正着呢。事实上，王阳明在历史上深受追捧，赢得多少英雄豪杰“一生低首”，与其学说的“主观唯心”实有绝大关系。相信自己，服从内心，重视实践，自然更有鼓舞人心之力，阳明学早就是一袋老牌鸡汤了！

不过需要说明，我是随顺世俗而使用“心灵鸡汤”这一说辞，并不抱有贬义。鸡汤可谓智慧的通俗化，当然，也免不了庸俗化。但有什么办法呢，智慧若进入流通领域，有可能不被庸俗化吗？晦涩如王阳明，深刻如叔本华，也一样会做成大众调味品，做成一袋一袋的心灵鸡汤的。鸡汤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只是品种难免质量参差，抚慰人心的鸡汤，可能混入了麻痹人心的鸡汤，跟现实和解的鸡汤，可能混入了粉饰现实的鸡汤。

具体说回王阳明和于丹。同是突出主观能动之力，大抵王阳明是积极的，他引禅入儒，高扬个人的自主和自信，不妨说是有为的禅宗，是有儒家精神的禅宗；而于丹却是消极的，回避政治社会的灰暗面，一味藉驼鸟策略以求自我安慰，则近乎阿Q化的国学了。是改造社会的兴奋剂，还是逃避社会的麻醉品，这是需要我们分辨清楚的。

最后，关于近世以来的“王阳明热”，在此附带谈谈未见提及的两桩事。

受日本阳明学的熏染，近代国人中也颇有阳明信徒，蒋介石就是众所习知者。不仅如是，蒋在国民党内的最大敌手——汪精卫，也同样崇拜王阳明。汪在其诗词中屡及阳明，此外，还翻译过日人里见常次郎所著的《阳明与禅》（中日文化协会出版组刊印）。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此书刊行的政治背景。此书系由汪的连襟褚民谊纂辑，“当汪在发表‘艳电’后，褚的政治态度即为各方面所注意。法租界捕房特派捕探五名前来保护，寸步不离。褚终日蛰伏校中，缮书汪精卫所著‘阳明与禅’一书，历时二月方成。”（田守成《褚民谊和汪伪组织》，《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而汪在译序中，也借阳明“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话，暗示其投身“和平运动”的用心。

《阳明与禅》一书过去甚罕见，我曾在上海图书馆复印过一套，可现在却得来不费功夫了。前一阵买到一册《知行合一：国学大师讲透阳明心学》（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系迎合“王阳明热”的出版物，但汇辑了近代中日诸家对阳明学的论述，便于查检，其中居然就收入了《阳明与禅》——只是未交代出处，完全抹去了汪精卫和褚民谊的痕迹。

有关王阳明的著作，历来销量最大者，恐怕非今日坊间所见的任何一本，而是杨天石先生早年薄薄一册的《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版）。此书作为“哲学史知识读物”，成于学术空气最严酷之时，不得不求合于当世，在政治上“上纲上线”，如有“刽子手和牧师的一生”（想必是模仿了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刘少奇一类骗子则称王阳明为‘先哲’”之类的措辞；但若忽略这些政治色彩，仍不失为一部简明可读的阳明学案。作者回忆当时情形：“再后来，毛泽东提出，要学点哲学史，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中华书局因此找人写一本《王阳明》，找来找去，找不到人，许多学者都不肯写，最后找到了我。……书很快写成了，也很快出版了，一下子印了30.2万册，不仅送到日本展览，而且很快就在国内售罄。”（《从培训拖拉机手到学部委员》，《当代学人精品·杨天石卷》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起印三十万，放到如今也是相当惊人的数字。

在那个年代，王阳明可不是心灵鸡汤，倒被当作思想毒品了。但那何曾不是一次特殊的“王阳明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