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明人创作的戏文一样，有它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有似“夜”“光”“影”之交叠的万花筒。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出新芽。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逐渐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王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

夜与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光有波粒二相性，夜则有光影二相性。一物之立则有三相焉。同理，宦官有忠奸，更有不忠不奸、可忠可奸的一大群。文官有邪正，更有不邪不正、可邪可正的一大帮。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洪武爷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得这两样都空前地活跃。

这个牧童、乞儿、和尚出身的皇帝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他反社会反政府的人格，长期的军事杀伐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压迫穷苦百姓的官僚层。

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足够空前。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家常便饭时，他就是江湖的“老大”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当了皇帝后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

刘瑾，这位“站着的皇帝”却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锋利的匕首，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在这最最极权的国家，谁握着了皇权的权把子，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

这个古老的帝国的第一原理是“朕即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宁王就说正德是江湖野种。群臣百姓只跪拜皇权，不敢问其由来和根本。皇权又是个“空筐结构”，谁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与宦官同样不阴不阳。

大明王朝，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此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邪乎，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瑾虽比不过魏忠贤，但正德却是古今无双的大痞子、大玩主。正是这对宝贝打了王阳明四十大板，并发配到贵州龙场驿站，他们的性格决定了王阳明的政治命运。

如果说昏君毒竖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就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王阳明用武的大舞台。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现实原因是朱洪武广开仕路和言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地大，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品种驳杂，良莠不齐，总体上是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与光”关系：他从他们中来，却不想与他们一样架空度日、混吃等死或生事事生的被是非窝活埋;他想带动他们一起觉悟大道，他们却觉得他猖狂生猛。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如家兔子。他一生之戏剧性的沉浮变化，有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

当然关键在于他反抗窝囊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暗夜里的光芒

对这布满夜色的生存环境，王阳明自有与众不同的“心法”：用夜深人静后心魂相守的超然的心态来超越黑暗的现实，用孟子扩充法在侮辱面前高大起来，获“反手而治”的大利益。

他说：“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传习录》下)

这里用“夜”来比喻社会状况，这个比喻隐括了公羊学的“三世说”，夜气清明与人消物尽的昏夜是治世与乱世的象征(清末龚自珍的《尊隐》再次借用了这个表达法)。王阳明强调的是：人的精神力量(信得良知过)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

正德十年(乙亥)，王阳明为天泽作《夜气说》，强调夜气(静)与白天(动)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先从感性知觉说文人喜欢的“夜晚现象”：师友相聚，谈玄论道，静谧的夜晚赋予了文人超越的情思，适宜灵魂进行创造性活动;他又转而告诫天泽，不能太迷恋夜晚这种孤寂的状态，太离群索居必意怠志丧，这就失去了阳气的滋养。

 “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里又把夜气比作中庸至境的那个“未发之中”。明心见性的真功夫就是找到、养育这个“未发之中”(《传习录》下)。后来，他更简练的说法是“良知就是独知”时，静夜慎独做够内圣功夫，才能超拔出众人那平均态的心智。静功是动功的本钱，在纷扰混乱中，“不动心”;每临大事有静气，不随境转，不为气乱，是王阳明最终能建成事功的心诀。

王阳明一生反复说：“若上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好静只是放溺”，沉空守寂只会学成一个痴呆汉。他坚决主张必须在事上磨练才是真做功夫。王阳明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化任何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想长，就得想办法得全面的“养”。任何故意跑偏树敌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为。王阳明在强调转化时借重道家的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思想，也借重禅宗“达则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学就像心一样灵动不可强持。王阳明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将距离很远的学说，打并为一，将儒、墨、释、道的精华一体化为心学，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志，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后”“渐渐昏夜”的年头，怎么办?用现代话头说：身处黑暗的年代，怎么面对?是坚持还是合流?如果退回到自己的内心怎么对世界负起责任?

家风卓然

遗传这“看不见的手”，拨弄人于“冥冥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能穿越岁月风雨和人事代谢而显出内在的脉络。王阳明家族徽章的标记一句说尽，就是超拔、超越、超脱。王阳明的心性显现着遗传的心性基因。

仅说淡泊俗名微利这一条，就是他们的“传家宝”。王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文武全才，元末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伯温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

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伯温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因为他懂养生术，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朱元璋接见他时颇感惊奇。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王阳明也好养生，也是出征客死于路。

16岁的王彦达，用羊皮裹父尸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王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王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

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荐举。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福。”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

当时朝廷为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以消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特“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派来的部使大怒，拘留王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再上山追王与准。王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

部使见王与准的确伤得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叛逆。王与准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王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王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王阳明的曾祖。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王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艰苦的，以奉养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飧不继”。他母亲临死时曾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

古人有谀墓的习惯，我们读到的是王氏门人编撰的《世德记》，也许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漩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隐”是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基础。

王世杰因先世在门前种了三棵槐树而号槐里子。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以曾点为楷模，洒然自得(王阳明在诗文中频频向曾点致敬)，对爵禄无动于心。最后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王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靠教书过得穷自在。槐里先生也是只给他留下几箱书，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

他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和文人雅趣，“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自有过人之处。可以说，王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己酉年(1489年)，王阳明18岁时，这位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王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以及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

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他的弟弟，但他像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王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这位被视为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传给了他亲爱的孙子潇洒的隐逸之气。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6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过来。王华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

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慌乱，怕宁王派兵来，他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都遗传给了他儿子王守仁。

龙泉山下  阳明洞中

王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王阳明出生于余姚。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状元及第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余姚遂成为王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两地在明代都属于绍兴府。

绍兴是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既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王阳明治心，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有越语(隶属吴方言系统)、越歌、“鸟虫书”(文字)，古老的越文化则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

《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的脾气和心性。绍兴的越城区是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绍兴城也因此又称作“蠡城”。

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瑯琊(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琊人，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有人说王阳明是王导一系的，有人说是王羲之一系的。

山阴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改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

王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沟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状况，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情况。

“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王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

王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王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14个月的郑氏生下王阳明。等王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作“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王阳明的高足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

《明史》写得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灵异的话头，好像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说王阳明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5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守仁，用的是《论语》语典：“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

正德十六年，王阳明百战归来白发新，“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王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地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

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王阳明后来自豪地说：“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王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王阳明后来的讲学处。

《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王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余姚自来隶属山阴。王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曾逃到余姚，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

余姚是王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也是中年以后的居住地。王阳明在正德十三年《与诸弟书》中眉飞色舞地说：“归与诸弟相乐有日矣。为我扫松阴之石、开竹下之径、俟我于舜江之浒，且告绝顶诸老衲，龙泉山主来矣。”

还有一座“王家山”，因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而得名。它在绍兴的东北，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后来因“蕺山书院”而名满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以姚江之学命名阳明学。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主持学堂。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王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扞格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王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越地出志士，即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湛若水在给这位古越阳明子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语涉夸张地概括姚江之学：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榰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王阳明心学，是暗夜里最亮的光

黄宗羲在上文中用姚江学校代指了姚江之学，姚江学校培养的人才对南明政权发挥了他所说的作用，而让黄宗羲激动的地方在堂堂中华像姚江一样的学校太少了，尤其是入清之后，哪里还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校”?姚江之学也没有辉煌到“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的程度，果真如此还会在王阳明尸骨未寒之际即被朝廷宣布为“伪学”而遭天下禁毁?不算政治账，仅就学术影响而言，王学在广大北方没有形成气候，在王学广为传播的晚明，也没有跨过长江——山东略有几个讲王学的。王学的盛传在吴越楚蜀。

儒学的命脉在书院，王学的传播也主要靠书院。朱元璋、朱棣扩张国子监、加大科举规模，有用学校教育取代书院的意思，但是书院没有绝迹，尚有洙泗书院、尼山书院、濂溪书院，但既未出人才也没有影响。明代的书院振兴起始于王阳明、湛甘泉。王阳明创建了龙冈书院，复兴了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白鹿洞书院，主讲稽山书院，开办了南宁书院、敷文书院。

王阳明为东林书院、平山书院、紫阳书院、万松书院都做过“记”，以推广书院教育。他54岁的时候，他的学生在他家建成了阳明书院。但更重要的是阳明学的启蒙精神和力度，的确是关乎了天下之盛衰。王阳明之吾性具足在“觉性”，人人皆有觉性，一旦觉性通贯就可以感寂无间、显微一致、知行合一，从而无施不可，这个心性事功合二为一的新思想，震动科场理学大厦，吹响了从明至清的启蒙号角。

王阳明是个启蒙大师，上对八十老翁下对三尺孩童讲，对苗瑶族不通汉语的人、聋哑人讲。他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随时随地讲、游山玩水的时候讲、喝酒吟唱的时候讲、行军打仗的时候讲、日常闲居会客的时候讲、坐船骑马的时候讲、给朋友写信作序的时候讲。

尤为可感的是，他把官场当学堂，把处理公务当成讲学，把晓谕百姓、招抚洞匪当成讲学，就是发布个告示、给其他衙门行个公文也是用哲理开头、结尾——也是在讲学。因为他讲的是“心”(心即理)，讲的是如何“用心”(知行合一)，讲的是如何“正确最大化”(致良知)。不用“备课”，张口即是，因为他一本自己的良知而行。王阳明及其徒弟主讲过的书院都成了王阳明心学的播种机、宣传队。

他倒霉在讲学上，他活着的时候朝廷厌恶他到处讲学不重用他，最后削夺他的封爵的理由是他的“伪学”破坏了天下读书人的风气。要求“人人讲良心”坏了读书人风气，那要求不讲良心就不坏了?王阳明不会像岳飞那样写“天理昭昭!天理昭昭!”了，因为他大行了，让我们替他说声“秋风秋雨愁煞人”吧。

他也永垂不朽在讲学上。大明朝的官员成千上万，文学有比他好的、功劳有比他大的，然而只有他被当成“源头活水”，就因为他讲出了个心学。

他不仅在平叛时奋不顾身，他在讲学时也奋不顾身!他不仅在平叛时沉机曲算，他在讲学时也沉机曲算。这条夜航船是讲学船，讲出了姚江之学，从而夜里有了光——光不仅在烛上!

有一天，大街上传来哄吵声。甲说：“你无天理。”乙说：“你无天理。”甲说：“你欺心。”乙说：“你欺心。”王阳明招呼弟子快来听。学生说：村民吵架有啥可听的?他说，他们在讲学，他们一个劲地在说“天理”“心”。学生问：“既是讲学，又何必骂?”王阳明说：“他们只知道责备别人，不肯反省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