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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外用之学:慈惠爱人的汉文帝(33)

南怀瑾 2017-7-16 11:01:31 0

来源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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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总算天下不打仗了,全国人民可以喘一口气。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照旧历史的称呼,叫他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

刘家汉朝的天下,经过吕后夺权一幕以后,当年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们,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少数几位恪守宗法社会传统的旧规,商议在刘邦亲生的儿子中,另选一个来继位。因此,研究的结果,认为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最为合适。他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认为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在汉朝的政治上,刘恒和他的儿子刘启汉景帝,被公认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能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他除了命运以外,还有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薄,她原来本是南方的吴国人。在秦政的末期,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王。他听汉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许负说过,薄姬有贵相,将来贵不可言。因为许负善相的名气很大,她也相过吕后,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亲,把她送进魏王的內宫。后来魏豹战败被俘虏了。她也成为战利品的俘虏,归到汉王所属的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了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可以想象,她很会自处之道,所以没有像戚妃一样,被吕后忌妒痛恨。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现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就属于当时“代”的管辖范围,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带,而且是北方边防匈奴的前线要塞。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疆,不放心,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太复杂,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中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封为皇太后。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两封信就化解了两场兵灾

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不免心里有所顾虑。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郎中令(秘书长)张武意存顾忌,认为“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主管军事的)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因此,他就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跪拜称臣,但刘恒的作风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这个时候,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宋昌马上就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跪着把玺符(皇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刘恒接过印信,还说,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

当然,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但在那个时候,长江以南,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汉高祖刘邦,都是同时起兵的人,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自己要独立称帝,情况相当严峻。你看汉文帝怎么办,他一不动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后辈身份,写了一封信给赵佗,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有关这封信,我在讲《老子他说》时已经发表说明,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将来再说吧!)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至于“减轻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引为政治的好榜样。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又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而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便开始扼杀“诸子百家”开放思想的发展了。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这个阶段,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贪财好色,好酒使气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总之,我们为了讲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一节,就插进来引用历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于“家不能齐”的事实,作为说明。因此,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那就离题更远了。所以,先到这里刹住为妙。况且研究历史,不免容易引发感慨,尤其要把经(四书、五经)史合参,鉴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不讨好了!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船山)《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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