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徙于负夏，最后在鸣条去世，（从地理位置上讲）舜是东方人。周文王出生于岐周，去世于毕郢，（从地理位置上讲）周文王是西方人。东方和西方，两者相距一千多里；舜和周文王，两者前后相差一千多年。但他们二人为王当政之时，在国中所行的法令制度，却像符节一样，能够一致。这说明，无论是以前的圣人，还是后来的圣人，他们治理国家的准则是一致的。”

郑国国卿子产当政之时，用他所乘的车辆帮助别人渡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这件事说：“子产有惠民之心，却不知道怎样当政。如果在一年的十一月修成步行的小桥，十二月修成行车的桥梁，老百姓还会有渡河之苦吗？君子只要治理好国家的政令，即使出门有执鞭者开道，那也是可以的，哪里能去帮别人一个一个地去渡河呢？所以，治理国家之人，如果去讨每个人的欢心，那么时间也不会够用了。”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国君将臣子当自己的手足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是自己的腹心；如果国君将臣子当狗马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一般人；如果国君将臣子当泥土草芥一般看待，那么为臣子的自然将国君看做敌寇仇人。”

齐宣王问：“按礼制，臣子应当为去世的国君服一定时期的丧服，国君怎样对待臣子，臣子才会为他服丧服呢？”

孟子回答说：“作为臣子，他的直言规劝能得到执行，他的建议能够被听从；恩泽加于百姓；臣子有其他原因要离开国境，国君就派人引导他出境，而且先派人到臣子要去的国家，说臣子的好话；臣子离开国家三年不返回，才没收其田地里居。这几件事如果能够做到，就叫做三有礼。臣子自然而然愿为国君服丧服。现如今，为臣子的，他的直言规劝不能得到执行，他的建议不能够被听从；恩泽不见加于百姓；臣子有其他原因要离开国境，国君就派人逮捕其族亲，而且还先派人到臣子要去的国家，说其坏话而使其受困；臣子离开国家之日，就立即没收其田地里居。这样的话，臣子便视国君如敌寇仇敌。对敌寇仇敌一样的国君，臣子哪里会为他服丧服呢？”

孟子说：“士人没有罪而被杀，大夫见了，必然另谋高就；老百姓没有罪而被杀，士人见了，必然另择其主。”

孟子说：“国君如果以仁为政，那么举国上下没有不以仁行事的；国君如果以义为政，那么国人没有不以义行事的。”

孟子说：“似礼而不是礼，似义而不是义，诸如此类，是当政者所不做的。”

孟子说：“道德品质良好的人，可以教育熏陶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有才能的人，可以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人都喜欢自己有贤能的父兄。如果道德品质良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道德品质不好的；有才能的人，不去教育熏陶没有才能的人。那么，所谓好与不好，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就相近得不能以寸来计算了。”

孟子说：“人只有不做不仁不义之事，然后才可以做仁义之事。”

孟子说：“人有不好之处，却去到处宣扬，当他面对后患时，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孔子是不做过火事情的人。”

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他所说的话不一定要句句守信，他所做的事不一定要件件得到贯彻执行，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可以了。”

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便是能保持其婴儿般天真纯朴的人。”

孟子说：“事亲致养不能看作什么大事，只有按礼给父母送终，才算得上是大事情。”

孟子说：“君子按照正确的方法而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要他自觉之中有所得。自觉之中有所得，就可以牢牢掌握它而不动摇；牢牢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得很深；积蓄得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在自觉之中有所得。”

孟子说：“广学道义，且详细地解说它，只有在融会贯通之后，才能达到简略述说大义的地步。”

孟子说：“用善来使人心服，没有能够使人心服的；用善来教育熏陶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天下之人不心服却能统治天下的，那是没有过的事情。”

孟子说：“所说的话中无实际内容，就会遭受惩罚。这种惩罚，应当由妨碍贤者进用之人来承担。”

徐子说：“孔子屡次对水称道不已，见了水总说：‘水啊，水啊！’他从水中得到什么启示呢？”

孟子说：“有本源的泉水，滚滚而流，且不分白天与黑夜，注满沟坎之处，又继续向前流去，最后归于大海之中。有本源的事也像这样，孔子所得到的启示正是这一点。如果没有本源，那就如七八月间的雨水，虽然大雨时行，使得大小沟渠都可注满，但是，它的干涸也是很快的。所以，如果名誉超过了实际，君子就将它当作羞耻之事。”

孟子说：“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只有那么一点儿，（在于知义与不知义之间）。一般百姓不要义，君子却保存义。舜懂得得一般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的常情，于是依仁义行事，而不是把仁义当作什么手段来用。”

孟子说：“大禹不喜欢美酒，却喜欢好的言论。商汤持中正之道，任用贤能之人不依照一定的常规。周文王对待老百姓，犹如他们受到伤害一样加以抚慰，却不侵扰他们，追求自己心中的理想却如同没有看到一样。周武王不狎侮朝廷中的近臣，不遗忘朝廷之外的四方远臣。周公旦想要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来实施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行之事；如果有与当时形势下符合的，就抬头向天进行思考，白天想不好的，夜里就接着思考；如果侥幸想通了，便坐着等待天亮之后，去马上实施。”

孟子说：“圣王采诗的事情停止了，《诗》也就消失了。《诗》消失了，然后孔子便创作了《春秋》。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杌》，鲁国的史书也叫做《春秋》，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所记载的事情不超过齐桓公、晋文公之类，所用的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所创作的《春秋》不然）正如孔子所说：‘《诗》三百中所赋予的微言大义，我在《春秋》中已借用过了。’”

孟子说：“君子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就消失了，小人的流风余韵五代以后也消失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里从别人那里学得孔子的学问的。”

孟子说：“可以获取，也可以不获取，获取了就会损害廉洁；可以施给，也可以不施给，施给了就会损害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死了就会损害勇敢。”

逢蒙跟随羿学习射箭，完全学到了羿的射箭技巧之后，他思量天下超过自己射箭本领的人，只有羿了，便乘机杀死了羿。孟子评论此事说：“这也有羿的罪过。”

公孙仪说：“羿好像没有什么罪过。”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能说没有罪过呢？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便派庾公之斯去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了，不能拿弓，我要被杀死了！’说罢，问驾车的人：‘追击我的人是谁？’驾车的人回答说：‘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听罢，便说：‘我又可以活命了。’驾车的人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最善于射箭之人，你却说可以活命了，这话怎么讲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的箭法是从尹公之他那里学来的，而尹公之他又跟从我学习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也一定是正派人。’庾公之斯追上子濯孺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疾病发作，不能拿弓。’庾公之斯说：‘学生跟从尹公之他学习射箭，尹公之他又跟从先生您学习射箭。我不忍心用先生您的射箭技巧反过来伤害您。虽然如此，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有所废弃。’于是抽出箭来，向车轮敲了几下，取掉箭头，射了四箭之后便返回去了。”

孟子说：“即使像西施这样的美女，如果身上沾染了肮句脏，别人从她身边走过，也会捂着鼻子的。纵然一个面貌丑陋的人，如果她斋戒沐浴的话，那也是可以祭祀上帝的。”

孟子说：“天下的人讨论人性，只要弄清人性所以这样便行了。弄清人性所以这样，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我之所以厌恶聪明，因为聪明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像禹疏导水使之顺畅远行一样，就不必厌恶聪明了。禹疏导水使之顺畅运行，就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而已。如果聪明人也能顺其自然，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是那么的高，星辰是那么的遥远，如果能弄清它们所以这样，那么千年以后的夏至，就可以坐着推求出来了。”

公行子死了儿子，右师王前去吊唁。他一进门，便有人上前同他说话；（坐定之后），又有人走近他的席位同他说话。孟子没有同他说话，右师王便不高兴了，说：“各位君子都同我王说话，只有孟子一人不同我说话，这是对我王的怠慢。”

孟子听了，便说：“按照礼仪，在朝廷中，不跨越位次来互相交谈，不跨越阶石来互相作揖。我要按礼仪行事，子敖却以为我怠慢了他，不也很奇怪吗？”

孟子说：“君子与常人不同之处，在于居心不同。君子在心中居仁，在心中居礼。有仁心的人爱别人，有礼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常常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常常尊敬他。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他对我强暴无理，那么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我肯定不仁，肯定无礼，不然的话，那人怎么会以强暴无理的态度对待我呢？如果自我反省以后，自己确实仁，确实有礼，而那人强暴无理的态度却依旧不改，君子一定又会自我反省：我肯定不忠。如果自我反省以后，自己确实忠心耿耿，而那人强暴无理的态度却依旧不改，那么，君子一定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所以，君子有终生的忧虑，却没有突然降临的祸患，像这样的忧虑是存在的：舜是人，我也是人。舜作为天下人的楷模，可以名传后代，我却仍然不免是个普通之人，这正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忧虑之后，又该怎么办呢？应该尽心尽力学舜的样子就是了。至于君子别的忧患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不做不仁之事，不做不合礼仪之事。即使碰到突然降临的祸患，君子也就不会感到痛苦了。”

禹、稷处于太平之世，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没有回家，孔子认为他们是有道德有才能之人。颜回处于纷乱的时代，住在狭窄的巷子里，一筐饭，一瓢水，过着别的人不能忍受的艰苦生活，但颜子却自得其乐，孔子认为他是有道德有才能之人。孟子说：“禹、稷、颜回，这三个人处世的本质是一致的。禹认为天下被水淹没的人，好像是自己使他们遭水淹没的；稷认为天下受饥饿的人，好像是自己使他们遭受饥饿的，所以他们才会急迫地拯救百姓。禹、稷、颜子，这三个人如果交换一下各自的地位，那么颜子也会三过家门而不回家，禹、稷也会过自得其乐的艰苦生活。现在，如果有同屋的人互相斗殴，要去制止他们的话，即使来不及束起头发，来不及结住帽带，披着头发顶着帽去制止他们，那也是可以的。如果乡邻之间有斗殴的，也披着头发顶着帽子，急急忙忙去制止他们，那就太糊涂了，（面对这样的事情），即使关着门也是可以的。”

公都子说：“匡章，举国上下都说他不孝，先生您却和他交往，而且相当敬重他，我冒昧地问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世俗之人一般所说的不孝，有五种情况：四肢懒惰，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一；喜欢游戏下棋，爱好喝酒，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二；贪财爱钱，偏爱妻子儿女，不关心养活父母，这是不孝之三；纵情于声色，使父母因此受到羞辱，这是不孝之四；喜爱逞勇斗狠，危及父母，这是不孝之五。章子在这五种不孝之中，占了哪一项呢？章子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把关系弄僵了罢了。以善相责，这是朋友相处之道；父子之间如果以善相害，那是最伤害感情的事了。章子难道不想夫妻，母子团聚吗？就是因为得罪了父亲，才不能和他亲近，章子因此也把自己的妻子儿女赶得远远的，终身不让他们奉养自己。他心想，如果不这样做，那罪过就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处世呀。”

曾子在武城居住时，越国的军队来犯。有人便对曾子说：“敌寇就要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去躲避一下呢？”曾子说：“好吧！但不要让别人寄居在我的家里，弄坏那些树木。”敌寇退走了，曾子又说：“修理好我的墙垣和房屋，我要回去居住。”敌寇退走之后，曾子回到武城。他身边的人说：“武城的人们对待先生您可谓忠诚恭敬，敌寇来了，先生您却早早地离去，给老百姓做了个坏样子；敌寇退了，先生您便回到武城，这恐怕不可以吧。”沈犹行说：“这不是你们能晓得的。从前先生住在我那里，有个负刍的人作乱，跟从先生的七十个人，却没有一个参与的。”

子思在卫国居住之时，齐国军队来犯。有人便对子思说：“敌寇来了，为什么不离开去躲避一下呢？”子思说：“如果我也离开了，国君和谁一起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子思两个人行事的本质是相一致的。曾子当时是老师，是前辈；子思当时是臣子，地位较低。如果把曾子、子思二人的地位交换一下，曾子也会留下，子思也会离开。”

储子说：“国王派人窥探先生您，先生果真有不同于常人之处吗？”

孟子说：“有什么不同于常人之处呢？尧舜也和常人一样啊。”

齐国有个大丈夫，他家里养着一妻一妾。那个大丈夫每次外出，都吃得酒足饭饱，方才归来。他的妻子就问与他一道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他总是说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物。他的妻子就犯了疑心，对他的妾说：“我们的丈夫每次外出，都是酒足饭饱方才归来。我问与他一道吃喝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回答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却不见有达官显贵到我们家里来，我准备偷偷地看看我们的丈夫到底去什么地方。”

第二天清早起来，妻子便尾随在丈夫的后面，走到这儿走到那儿。走遍了全城，竟没有一个人站住与她丈夫说话。最后，她丈夫来到了城东的坟地，走到祭扫坟墓的人那里，乞讨些残羹剩饭；不够之时，又东张西望地到别的祭扫者那里去乞讨。这就是她丈夫吃饱喝足的办法。

他妻子回到家里，将自己所见的情景告诉了他的妾，并说：“丈夫是我们仰望和终身依靠的人，现在他竟然是这样的。”说罢，妻妾二人便在庭院中一起咒骂她们的丈夫，接着又一同哭泣起来。她们的丈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像往日一样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到家里，而且向他的妻妾摆自己的威风。

在君子看来，有的人使用的乞求升官发财的方法，而能不使他的妻妾以为羞耻且共同哭泣的，那简直太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