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纵有离娄那样超凡的视力，有公输子（鲁班）那样高明的技巧，如果不用圆规和直尺，也不能画出正确的方形和圆形；纵有师旷那样灵敏的听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纵有尧舜那样仁慈的道德水准，如果不对百姓施行仁政，也不能使天下太平。现在只有仁爱的思想及仁慈的传闻，但百姓并没有得到恩惠，也没能做出后代人值得效法学习功绩，原因就在于并没有真正行施古代贤明君主的治国良策。所以说：单凭善良的心地，并不能处理好政事，单凭有合适的方法，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执行起来。《诗经·大雅·假乐》中说：‘不要违背，不要忘却，一定要遵守过去的正确法规。’遵守古代贤明君主的正确法规而出差错，是不可能的事。圣人既然已经竭尽眼力，才得以创造了圆规、直尺、准绳，我们用这些东西来画圆形、方形，是足够用了；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听力，才得以利用六律校正五音，这也足够后代使用了；圣人既然已经竭尽心力，才得以创立了仁慈的政治措施，我们只要将之具体实施，那么天下就可以充满了仁爱之心了。所以说：修筑高的楼台，一定要选择在地势高的丘陵上；开挖池塘水渠，一定要选择地势低的河道沼泽；管理百姓要是不遵循古代圣明君王的良好法规典章，能算是聪明吗？

“所以只有仁慈的人才适宜处于统治地位，要是没有仁慈之心的人当了统治者，他就必定会广泛地传播他的邪恶。领导者没有道德标准，被领导者就会不守法规；朝廷中的人不讲道德，工匠们也就没有了法度；贵族们违犯道义，平民们就会违犯刑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还能生存，实在是件幸运的事。所以说：城墙不完整，兵士武器不充分，算不上是国家的灾难；荒地没有开辟出来，财力物力没有积存起来，也算不上是国家的灾难；上层人员不讲礼义，下层人员不培养个人品德，乱民暴徒出现并逐渐增多，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诗经·大雅·板》中说：‘天下正要兴盛的时候，不要轻易使之懈怠下来！’———懈怠，就像是疲惫拖沓啊。不按礼仪信义侍奉君主，当官或退隐不遵守礼制，开口便非议古代贤明君王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这些就是国家疲惫衰落的迹象呀。所以说：指出君主的错误，就是恭；多说善事堵塞邪论，就是敬；妄言君主不能行施仁政，就是贼。”

孟子说：“圆规和角尺，是圆形和方形的典范；圣人，是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楷模。要当君主，就应按君主应有的道义管理天下；要当臣子，就应按臣子应有的礼制来辅佐君主，这两方面都是应以尧和舜为学习对象的。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对待君主，就是对君主的不敬；不用尧管理百姓的方式治理国家，就是坑害老百姓。

“孔子说：‘治国之路有两条，即仁爱与不仁罢了。’残酷地压迫百姓，程度严重时会导致自身被杀、国家灭亡，程度轻时也会使得国力衰弱宝座不稳；这样的人死后的谥号就是幽或厉，如周幽王和周厉王，即使后代子孙非常有孝心，但幽、厉之类的丑名却永远不会改掉了。《诗经·大雅·荡》中说：‘殷商兴盛与衰亡的例子并不久远，仅在夏代之后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夺取天下的原因，就在于行施仁政；他们后来失去天下的原因，却在于不行施仁政。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存在与灭亡，也是在于是否行施仁政。天子不行仁道，就难以保全天下；诸侯不行仁道，就难以保全国家；中央及诸侯国的大臣不行仁道，就难以保持自己的身份地位，士人与平民不守仁义，就会自身难保了。现在的人不愿灭亡却又喜欢不讲仁义，就好比是怕喝醉了却又勉强喝酒一般。”

孟子说：“爱护别人，别人却不亲近你，就该返回头来想想自己是否足够仁慈；统治别人，人们却不愿被统治，就应返回头来想想自己的方式是否合适；给别人行礼，人家却不理睬，就应返回头来想想自己对人是否足够尊敬；干任何一件事情，要是没达到预期效果，都需要返回头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自己是正确无疑的话，天下的人都愿归顺你。《诗经·大雅·文王》篇里说：‘永远遵从上天的意愿，就是自己求得更多的福泽。’”

孟子说：“人间有句口头语，都说：‘天下国家’，天下的根本是国，国的根本是家庭，家庭的根本是每个人自身。”

孟子说：“进行政事管理并不困难，只要不与那些有影响力的贵族世家相冲突就可以了。大贵族世家喜欢的东西，往往整个国家都去追求；一个国家所追求的东西，往往天下各国都向往。因此，（如果大家族崇尚仁义的话），道德风尚就会骤然兴盛并迅速普及于整个天下。”

孟子说：“天下清平的时候，道德不高的人被道德高的人所役使，一般的贤人被非常贤能的人所役使；天下混乱的时候，实力弱小的被实力强大的所役使。这两种情形，是由上天决定的。齐景公说：‘既然不能命令别人，又不能接受别人的命令，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现在弱小的国家把强大的国家当作老师，却以接受它的命令为耻辱，这就好像学生把接受老师的命令当作耻辱一样。如果以接受强大国家的命令为耻辱，那就以周文王作为老师吧！以周文王作为老师，强大的国家过上五年，弱小的国家过上七年，一定会在天下得到权力。

《诗经》中说：‘殷商的子孙，数目何止十万。上帝既然授命于周文王，他们便都做了周的臣子。做了周的臣子，可见上天之意不定。殷商的臣子也都漂亮聪明，却执行灌礼助祭于周京。’孔子说：‘仁的力量是不能拿人多人少来计算的。如果国君喜欢仁，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匹敌的了。’现在，国君想在天下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却不喜欢仁，这就像经受炎热却不喜欢洗澡一样。《诗经》中说：‘谁能不把炎热当作苦恼，而不去洗澡的呢？’”

孟子说：“跟不仁的人还能有什么话可说？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安然不动，趁着别人处于灾难之中而大发横财，专门喜欢干那些足以导致自己灭亡的勾当。要是自己不仁还能听得进去别人的劝告，又怎会有国家灭亡家庭败落的事发生呢？”

“有个儿童在歌唱：‘沧浪河的水清新啊，可用来洗我头上的丝带；沧浪河里的水污浊啊，可用来洗我的脚丫子。’孔子听了后跟学生们说：‘你们听清了没有？清水可以洗头巾，污水可以洗脚丫，用河水来洗什么东西全取决于自己啊！’可见，一个人自己不知珍重自己，才会招致别人的侮辱；一个家庭必定先自我毁灭，才会招致别家的摧残；一个国家必定是先有自我摧毁的现象，才会招来其他国家的征伐。《尚书·太甲》篇里说：‘对于自然界的破坏，我们还可以躲过；但是自己不干好事而惹的祸端，是逃脱不了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说：“夏桀王和殷纣王失掉天下的原因，在于失掉了天下的百姓；失掉百姓的原因，在于失掉了民心。夺取天下的有必然的途径：只要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就会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百姓也有必由之路：只要得到百姓的心，也就得到了百姓的人身；取得民心的必然途径是：百姓想要的，给他们，让他们有所积蓄，百姓不想要的，千万不能强行施加。老百姓归顺仁慈的君主，就像水向低处流，野兽往野地里走一样正常而不可阻挡。所以说，替水潭驱赶来鱼的，是水獭；替丛林驱赶来百鸟的，是鹰隼；替商汤王、周武王驱赶来百姓的，是暴君夏桀和殷纣呀。当今之世，要是哪个君主实施仁政，那么几乎所有的其他诸侯都在以自己的暴行替他驱赶百姓；这时即使你不愿称王于天下，恐怕也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想统一天下，好比是患了七年之久的长病，需要有三年时间的灸治；如果平时不收集艾草，那么一辈子也凑不齐所需的数目。如果现在不下决心施行仁政，就会一辈子蒙受忧患耻辱，直至最后死亡。《诗经·大雅·桑柔》篇里说：他们怎么能够变得好过些呢？终难逃一起淹死的恶运。’就是说的这些不行仁政的人啊。”

孟子说：“自暴的人，没必要跟他谈什么；自弃的人，没有必要跟他一起干什么。开口就非议礼和义的人，就是所谓的自暴；自身不能坚守仁的信念遵循义的规范，就是所说的自弃。仁，是人们心灵的最佳归宿；义，是人们行为的正确道路。空着宽阔的房屋而不去住，放着正确的路而不走，真让人悲哀啊！”

孟子说：“道路明明在眼前而偏向远处寻找，事情明明很容易办却偏偏用最困难的方法：要是人们都能亲近自己的亲人，敬爱自己的上级和长辈，那么天下也就太平了。”

孟子说：“身为低级官吏而不能赢得上级的支持，对属下的百姓就无法管理好。赢得上级支持的办法是对朋友守信，对朋友不讲信义，就无法取得上级的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方法，就是爱护自己的亲人，不能侍奉得父母高兴，也就不能取信于朋友。让父母高兴有办法，就是自己要诚恳，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就不能让父母高兴。自身诚挚也有办法，就是要知善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善良美好，也就不能使自己内心诚恳。所以说，诚恳，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根本品质；追求内心的诚恳，是做一个好人的根本原则。在诚挚的态度面前不被感动的人是没有的，而没有诚心的人，是从来不会感动别人的。”

孟子说：“伯夷躲避殷纣王，居住在北海边上，闻听西方周文王兴起，满怀激情地说：‘为何不去那里呢！我听说文王可是个尊重照顾老人的君主。’姜太公为了躲避殷纣王，居住在东海边上，听说西方周文王兴起，欣然说：‘为什么不去那里呢！我听说文王可是个尊重老人的君主。’这两个老人，是当时全国最德高望重聪明智慧的前辈。他们二人归顺了周文王，就等于是天下所有的父母长辈全归顺了周文王。而既然以这两人为代表的所有老人全归顺了文王，他们的后代儿孙们又能到哪里去呢？现今的诸侯要是能够执行文王的治国方针政策，在七年之内，必然能够统一天下管理所有的百姓。”

孟子说：“孔子的学生冉求给鲁国大臣季氏当总管，没有能力改进提高季氏的仁德品行，而从封地上征收的赋税却成倍地增加了。孔子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徒弟，学生们鸣鼓攻击他都是应该的。’由此可见，不辅佐君主施行仁政，只会千方百计地帮君主收刮财富的人，都是为孔子所鄙弃的，更何况那些帮着君主四处征战的人！以战争取得耕地，杀死的人布满田野；以战争夺取城池，杀死的人充满街道；这就是放纵对土地的占有欲望而去吃食人肉，其罪恶之大连死亡都难以抵消。所以，善于打仗的人罪恶最重，鼓动诸侯联合征伐到处混战的人罪恶稍轻一些，替君主驱使百姓开荒种地以便从中掠夺财富的人，罪过再轻一等。”

孟子说：“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不能掩盖人心中的丑恶。要是内心正直胸怀坦荡，那么眼睛就清晰明亮；要是内存奸诈胸怀叵测，那么眼睛就混浊迷蒙。听他的说话，看他的眼睛，这个人的真实心术又怎能掩盖得了呢？”

孟子说：“谦恭的人不欺侮别人，勤俭的人不掠夺别人。只知道欺侮别人、掠夺别人的君主，惟恐别人不依从自己，又怎么能够谦恭、节俭呢？难道谦恭待人、勤俭生活，是能凭着巧舌如簧的语言和虚伪的笑容做到的吗？”

淳于髡说：“男女之间不直接给予和收下东西，这是礼仪制度的规定吗？”

孟子说：“这是礼制的要求。”

淳于髡：“要是嫂子落到水里，可以伸手去拉吗？”

孟子说：“嫂子落水，要是不伸手援助，就是豺狼了。接送东西男女之间不直接进行，这是礼制；嫂子落水而伸手相拉，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变通。”

淳于髡：“现在天下百姓都像落在水里一般悲惨，（你们是坚持自己的个人信念并遵从礼制，不采取变通的方法出来担任职务），不加以援助，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天下都落到水里，我只能宣扬治理天下的‘王者之道’来加以援助；嫂子落水则简单得多，伸手拉上来就行———难道你想用双手之力拯救普天之下的苦难百姓吗？”

公孙丑问：“贤明的人也不亲自教育培养自己的儿子，什么原因呢？”

孟子曰：“具体情况是行不通的呀！教育别人必须要用正确的教导方式，要是正确的方法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就会对人发火。一旦对被教育者发火，就会产生相反的恶果，他会反过来说：‘您整天教育我应遵循正确的规范行事，可您的发火，就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啊！’这就是父子之间互相伤害了。父子反目，就很不好了。古代的人交换孩子进行教育，父亲与儿子相互之间不求全责备。一旦要求对方十全十美，就会产生隔阂，内心的隔阂是很不吉祥的，可能会导致灾祸。”

孟子说：“干事情，什么是最重要？为父母干事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坚守自己的信念最重要。信念坚定的人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亲人，这我相信；心灵迷失信念不存的人却能善待自己的父母，我从没听说过。谁的一生不干点事情呢？赡养父母是所有事情中最根本的必须要干的事；谁的一生中不保存点东西呢？保持自己的信念是所有东西中最根本的最需珍视的东西。曾子赡养他的父亲曾皙，天天都供给酒和肉；撤下饭菜时总要请示一下剩下的给谁；要是曾皙问有无剩余，曾子肯定回答说‘有’。曾皙死后，曾子的儿子曾元赡养曾子，也是天天有酒有肉；撤席时却不再问剩下的给谁；要是曾子问有无剩余，曾元就说‘没了’———实际上是想把多余的留做下次供给。曾元的做法就是只满足父亲身体上的需求。而像曾子，却能兼顾父亲感情上的需要。侍奉父母能像曾子所做的，就完全可以了。”

孟子说：“没有必要指责别人的行为，没有必要干涉别人的政务管理，世上只有那些品格高尚的人才能阻止君主的错误想法付诸实施。君主仁爱，天下人们没有不仁慈的；君主遵义，天下人没有不遵循信义的；君主正直，天下人没有一人会不正直。只要君主一个品行端正，那么整个天下也就安定了。”

孟子说：“人的一生中，往往会遇到意料之外的赞美，也会有苛求十全十美的诋毁。”

孟子说：“一个人要是什么话都轻易地说出口，也没有什么责备他的必要了。”

孟子说：“人们的共同缺点恐怕就在于只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乐正子随从子敖来到齐国都城。

乐正子前来拜见老师孟子。孟子说：“你还知道来见我吗？”

乐正子：“老师为何这样说话？”

孟子：“你到都城几天了？”

乐正子：“昨天到的。”

孟子：“你昨天到齐，（现在才来见我，）我这样说话，难道不合适吗？”

乐正子：“（昨天到时，）还没找好住处，（所以没有及时前来。）”

孟子：“你听说过，只有找到住处安定下来，然后才能拜见长辈吗？”

乐正子：“我知道过错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你随子敖到都城来，就只是吃喝罢了。我没想到，你整日里学习古人的品德规范，竟然只是为了吃喝而已。”

孟子说：“在三种不孝敬父母的表现中，没有生下儿子是最严重的不孝敬。舜不禀告父母就娶妻子，是因为还没有儿子，为了生下儿子以接续祖宗的香火，贤明之人都觉着不禀告父母就像已经禀告了一样正确无误。”

孟子说：“仁的实质是孝敬父母；义的实质是遵从兄长；智的实质，是理解仁和义的根本含义并且不违背仁和义；礼的实质是调节并修饰仁和义并使之更易实施；乐的实质，是喜欢仁和义，并从中得到乐；只要喜欢仁和义，快乐就会产生，快乐一发生就不可停止，不停止的快乐会使人不知不觉中手舞足蹈。”

孟子说：“天下百姓极为高兴地愿意归顺自己，轻视天下百姓的归附就如草芥的，只有舜一人能做到。得不到父母的支持，就难以做人；不依从父母，就难以做子女。舜尽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去侍奉自己的父亲瞽瞍，终于使得瞽瞍高兴了；瞽瞍高兴了整个天下也就趋于好转，处理父亲与儿子关系的行为准则也就确定下来了。像舜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大的孝敬。”